解决宇宙图景这一自然的图象说，是吴国盛对于牛顿时代自然概念的一种深刻点评。按照胡塞尔的说法，由伽利略所开创的近代物理学的本质即在于“通过公式规定的自身数学化的自然，并只有按照公式才能解释这一自然。”(见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第63页)自然被剥夺丁其背后的原初意义，只剩下可用数学加以刻画的特性，而人只是这个“巨大数学体系的微不足道的旁观者”。但事实上人又是这幅图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人与这幅由人所构造的图象就组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正如卞之琳的一首小诗所描述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而且这幅图象还被看作是世界的本体，这就又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要突破这种由自然科学的成功所带来的思维定势，就必须从超越自然科学开始，于是，自然哲学也就呼之欲出。自然哲学无须科学作为中界，直接面对自然，故此首先需对自然概念作追本溯源的考察。现代欧洲语言的“自然”(Naturfj一词有两种含义，第一指自然物的集合，相当于汉语中的“自然界”，第二指“本·性，”这正是汉语中“自然”作为形容词时的根本含义。在占希腊“自然”一词中同时有“本性”、“生长”二种含义，因为再也没有比生命的诞生、成长更为自然的事了，“玫瑰花开，因为它开花。”然而，到了近代，自然的词义却发生了转折，它主要指“自然事物的总和”c这种问义重心的转移意味着一个重大观念转变：在现代思想中，“自然物”取代了“自然”的位置。正是着眼于这一变化，吴国盛在本书“自然哲学的复兴”一文中对自然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欲突出“自然”更古老原始的含义——本性。在希腊自然哲学中，“自然”尚有生长、诞生这一古老，原初的意义，但希腊哲学家同时还在追问“自然”之“本原”是什么?是水?火?气?土?当自然的含义从生长转向本原之际，这正是对象性思维出现的滥觞，也是科学种子的最初播种。正如吴国盛所说：“知识沦倾向已经漫延开来，人注定要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追思自然》第337页)基督教的中世纪强化上帝绝对创造的观念，自然永远是上帝的作品，其本性不含神性或自律性，上帝从外部控制和规定自然。于是，自我生长的本性不再属于自然。自然的：词义开始向自然物——这一惰性的存在——过渡。．以此作为铺垫。近代自然科学得以顺理成章地诞生：厂。蠢圈寥现在人与自然的基本模式是：自然成厂人的外在认识对象，同时也成了人借以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支配对象。这正是近代科学区别于古代科学的本质特征。而自然仅是一个有规则和有秩序的物质体系；对于这样一种自然，数学方法是最为合适的，甚至叮以说，数学方法就是为此而特地配制的一把钥匙。正如伽利略所说，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字母是三角形、圆以及其他几何图形，没有这些，人类连一个字也读不懂。”于是，自然哲学的任务已不再是寻求本性或本原，而是透过科学家借助于数学方法所没定的窗口，与活生生的自然隔窗相望。当科学横亘于哲学与自然之间时，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已丧失存在的根据。对此，吴国盛的一个精辟论点是“关于自然物的科学研究甚嚣尘上，关于自然的哲学研究销声匿迹。”自然哲学的重建首先必须奠定在这一基础之上，即摆脱近代科学设定的框架，直接面向贴近活生生的自然。于是，“自然不再是作为知识对象的、作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概念化的自然，不再是自然物；自然哲学也不再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体系，而是对现实的一种批判方式。”(《迫思自然》第ll页)。从某些科学大家的思维方式中，我们倒是可以窥见这种与自然的直接认同体验之感。以狭义相对论的创立来说，它的数学表达方式即是以洛伦兹变换来替换伽利略变换，以满足电磁场方程的要求：光速不变。但这仅仅是对狭义相对论的一种外在描述，而爱因斯坦的研究起点却是从对时空问题的追问开始的。也可以说，对于前者，只需要相当的数学物理学训练，而对于后者，却需要一种哲学体验。在此意义上，终极的知识并不是依赖于一大堆经验材料的上升而成。这是科学的形而下的知识，而哲学的沉思则来源于人与本源，与自然的交往、默契，这是——种形而上的体验，而非知识。对于爱因斯坦来说，他对牛顿绝对时空观的批判、怀疑的最终根据只能是——种本源的体验与认同，一种宗教式的感情，爱因斯坦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宗教的”这个词更好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依赖。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依赖既然是宗教的，那它自然就成了人的精神生活中最深层、最不可动摇的信仰。在此意义上，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是一种人为的设定，应予以抛弃，而对同时性的深刻追问正是狭义相对论的意义所在。值得指出的是，在自然概念的重建过程中，吴国盛尤其看好生物学中的博物学传统，认为惟有它才可与近代科学的主流——数理实验传统相抗衡，而近代的自然概念直接渊源于后者。与数理科学重视可控制的实验设计、重视普遍规律的数学表达不同，博物学重视搜集历史材料、重视亲缘关系和比较分类。可见它更看重质而不是量，推重多样性而不是均一性，着力于把握内在的时间性(由进化之流所表述)而不是外在的空间性。但问题在于，自哈维首创实验生理学、达尔文又将目的论彻底驱逐出生物学的神圣殿堂之后，现代生物学家正在以数理科学为楷模，奋起直迫。正如一位著名物理学家所指出的，“在如今的时代，放眼望去，认为世间万物都只不过是机率和毫厘不差的分子运动的，都几乎是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对此反倒心存戒备，而希望通过基因工程的技术，行使上帝的功能，改变物种(甚至人类本身)，从而抹平天然与人工的最后一道界限，则更是人们对现代生物学所寄予的厚望。其实自从达尔文时代以来，生物学中的博物学传统已经日趋式微，达尔文不愧是生物学领域中的牛顿，他不仅给予生物学一个统一的基础(所有的生命均来自于一个共同祖先)，而且他还剥去了生命那神圣诗意的光辉，现在生命的多样性纯粹出自于偶然的变异和冷酷无情的自然选择，进化的动力对于生命来说仅是一种外在的力量。生命已成为一种自然物可任意加以裁剪，而不再是源自于“本性”的生长需要加以小心的呵护。努力去贴近生命之源的仍是哲学家，如柏格森、涌现进化论的提倡者摩尔根以及以系统理论的创始而著名的贝塔朗菲等人。他们在具体的看法上也许旨趣相异，但都坚守住一个原则，进化的动力应来自于生命本身，这显然是对生命的一种哲学沉思，所以它无须接受来自科学阵营的理论——自然选择范式——的辩护。最后，我想强调的是，重建自然哲学的努力，其更深刻的价值还体现在对于如下问题的澄清上，即对自然的理解不仅是为了揭示自然，而是赋予自然以意义。这就是说，对自然的看法决定了我们对自然的生存态度。而近代科学所带来的一个深远影响也正在于从自然中抽取了活生生的意义，于是，有关价值、意义、目的等属性在自然中丧失殆尽，自然仅沦为认识和支配的对象，这就是胡塞尔所称的欧洲科学危机的实质。汤因比曾经说过，所有宗教的伟大之处即在于它唤起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槽，这或许正是近代科学与宗教相冲突的一个最本质原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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